历代成纪、显亲建置与秦安「羲里娲乡」称谓的形成

李雁彬

提要：秦安为古成纪中心地域，相传为人文始祖伏羲、女娲诞生之地，“羲里娲乡”称谓由来已久，世代相延，为秦安重要的历史文化品牌。历代成纪、显亲二县的治地大多时候在秦安县境内。本文通过对伏羲、女娲的传说、史料记载以及在秦安考古和民俗中的反映，厘清伏羲、女娲与成纪、显亲县设置的关系，并对近代以来关于汉成纪治地问题的争议提出新的观点。系统论述了秦安“羲里娲乡”这一历史文化品牌的形成和传承线索，以丰富的材料证明，以大地湾文化为依托，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秦安为陇东南华夏始祖文化发祥和兴起的中心地域，加强对“羲里娲乡”文化品牌的保护和开发，无论对秦安、天水，还是甘肃、关陇地区，乃至增强整个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伏羲女娲；成纪县；显亲县；羲里娲乡；《水经注》辨误

一、伏羲和女娲

人从哪儿来？这个古老的问题是人类有了自觉的意识之后自然而然的永久追问，围绕着这个问题，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产生了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在中华大地之上，伏羲女娲被许多民族认定为传说中的始祖。并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内化成为一种凝聚民族精神的特殊文化符号。对伏羲女娲的研究，前人和当代学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

（一）伏羲伏羲又称宓羲、庖牺、包牺、牺皇、皇羲、太昊等，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据传，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和中国古文，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结绳为网，教人渔猎，饲养动物，设立婚姻制度，发明琴瑟，创作乐曲《驾辨》等。其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同时留下大量相关的神话传说。

《易•系辞下》，记载：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

《史记》从黄帝记起，不为伏羲作传，但在《太史公自序》和《封禅书》中均言及伏羲。班固《汉书》突破《史记》界限，将上古帝王从黄帝推至伏羲，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为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登上官定正史。《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三皇首列伏羲，言伏羲功业曰“继天而王”“作八卦”“造书契”“作瑟三十六弦”“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供庖厨”等。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

至唐开元年间，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对伏羲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

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司马贞综述、补充前世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伏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史料记载中被描述成创造人类的人祖，千古第一帝，同时也被中国传统道家尊为东方天帝。《楚帛书甲篇》所记载的创世神话中，伏羲即是生于混沌之中。而且《淮南子•精神》所描述的宇宙创生过程与《楚帛书甲篇》颇为相似：“古未有天地之时……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这里的阴阳“二神”当指伏羲、女娲。从哲学角度上为阴阳两仪，从神话角度上是伏羲、女娲二神。在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手捧太阳或日规，代表阳；女娲手捧月亮或月矩，代表阴。伏羲、女娲结婚生育四子，化育万物。至此，中国传统道家哲学思想具象化为伏羲女娲。

（二）女娲和伏羲的传说相比，更具有神话色彩，女娲既是中华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又是伏羲之妹，和伏羲一样，同为风姓，人首蛇身。“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为流传最广的神话故事。

《太平御览》引《风俗通》曰：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

女娲抟黄土作人

《淮南子览•览冥训》：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

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亦木德王，盖宓犧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陶俑女娲像

有关女娲的各种传说，扑朔迷离，但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地将其尊为创世神和始祖神。不但汉民族如此，云南的苗族、侗族等都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在传说中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淮南子•说林训》：

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女娲娘娘同时也是中国民间祀奉的大神之一，在全国各地大有祀奉。

女娲像

（三）伏羲女娲的传说所折射的上古历史

1、早期农耕文化的开端。伏羲和女娲时代正处于母亲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社会，此时渔猎活动、农作物的种植和制陶等手工艺都得到发展。“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养犧牲以庖厨”，伏羲不仅创新了渔猎工具，同时开始驯养动物，进行原始养殖，使食物更加丰盈，使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女娲补天”传说中，女娲所斩杀的巨鳌和黑龙，其实是女娲平息水灾和治理水患的神话反映。女娲“抟黄土”造人既浪漫而生动地揭示了女始祖孕育人类的发展踪迹，也经典地反映了史前人民与滋养他们的农耕文化以及黄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可分离源缘关系。对于从事农耕汉族来说，水患和水利是历来是首要关注的大事。五色石料和芦灰，都是早期治水的重要必需材料。因此女娲炼石补天折射出的历史原型应该是史前人在自己女性首领带领下，进行较大规模的“止淫水”的治水历史，反映出女娲时代母系氏（部）族社会农耕文明的繁荣情景。

2、龙图腾的初步形成。伏羲为华夏太古三皇之首，与女娲同被尊为人类始祖，同为风姓。相传均为人首蛇身。人首蛇身的形象反映了华夏民族早期龙文化的雏形。近现代以来出土的表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的古代墓葬画像砖（石）、棺椁、帛画等文物已达数百件，尤以汉代为多，分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说明伏羲女娲和其代表的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昭明文选•鲁灵光殿赋》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太平御览》引《帝系谱》：“伏羲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曹植《女娲赞》：“或云二皇，人首蛇身。”《史记•补三皇本纪》伏羲“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的记载，直接将龙作为伏羲部族的标志。近当代对伏羲最权威的考论是前辈学者闻一多所著《伏羲考》，此文前半部分从传世文献中搜集了大量龙蛇记载，加上当时已发现的汉代画像砖石，证明伏羲部族为龙图腾。蛇图腾或者蛇崇拜是龙文化的发端和源头。文化学研究者认为，随着以龙纪官的伏羲部族的强大，逐渐开始向中原大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流动迁徙，融合了各部族的马、牛、狗、鹿、鸟等图腾，原始龙的形状逐渐演变为龙图腾，因而伏羲被尊为中华祖龙。西汉王朝始于刘邦斩白蛇起义，白蛇为白帝的象征，也是白龙的象征，定鼎后的汉王朝对相传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很崇敬，认为纲纪四方龙治理，认为汉皇就是天子、龙子、龙的传人。因此，汉代伏羲的传说和敬仰非常流行。“黄龙见成纪”在汉初轰动一时。秦安境内，民间一直流传着黄龙见成纪的传说，明《秦安志》中有“卧龙川”的记载。上世纪甘谷县西坪乡水泉沟出土一件蛇身人首彩陶瓶，为龙和伏羲见于原始遗物中的实物证据，该彩陶瓶的出土地点距秦安县王窑乡境不到5里，武山县也出土过同类器物，两件遗物均位于秦安县北阳兀川通往陇西的古道上。汉王朝在秦安境内设置成纪县一是为纪念伏羲女娲，二为在意识形态上树立汉王朝顺天而治的龙文化。

3、婚姻制度的变革。古籍对伏羲诞生的记述如：“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犠”“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等都曲折地反映了伏羲出生时代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原始母系部落时代。在母系氏族（部族）社会里，流行的是氏族（部族）内辈份不同的男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但这一传说时代又是母亲氏（部）族社会向父系氏（部）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唐李冗《独异记》卷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这则故事既有探索人类创始的意义，又曲折反映了原始母系氏族末期已出现夫妻结合的固定婚姻家庭。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仍然是族内近亲婚姻，但标志着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制度的初步确立。

这个时期，已开始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于是才会推举出伏羲这样被后世敬奉的男性始祖，并将其描绘成 “神”和女性结合后降生的 “神人”。谯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也。”《风俗通》记载：“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从而女娲被后世尊为媒神。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创立了婚姻制度，反映和揭示了伏羲和女娲时代，正在发生着的婚姻，以及由婚姻而引起的社会制度上的重大变革。由女娲始祖率领“祷神祠”的母系社会逐步向“为女媒，因置婚姻”的父系社会过渡。

4、文明的肇始。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传说中的伏羲在总结前人生活经验和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参化天地自然，创立八卦，意味着人类抽象思维的高度发展，也是文明初现的标志。八卦既是中国哲学的发端，又是二进制数学的鼻祖。史前人类没有文字，而是结绳记事，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契即“刻”，当为刻画符号，为文字的雏形，“造书契”在人类文明史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原始音乐得到发展，《史记·补三皇本纪》伏羲“作三十五弦之瑟”、女娲“作笙簧”的记载，说明伏羲、女娲各自创造了比较高级的乐器，同时能创作出完整的曲子，是为中国音乐和礼乐制度的滥觞。

二、伏羲女娲出生地

（一）伏羲女娲生成纪。自古及今，关于伏羲、女娲的时代、地望、族系等问题各持己见，争讼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伏羲女娲敬祀和遗迹非常广泛，包括甘肃、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湖北、澳门等地共有36处之多。但伏羲女娲传说和遗迹最为深厚的地方集中在渭水流域，天水市有伏羲庙、卦台山伏羲庙、秦安凤山的伏羲庙、秦安安伏川、秦安陇城镇、甘谷县白家屲村等。北宋《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犠。”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牺，长于成纪。”东晋王嘉《拾遗记》：“庖牺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记载：“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都于陈。”另有南宋罗泌《路史》“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起”之说，仇夷即仇池，成起即成纪。以上资料都将伏羲出生地锁定在成纪这一地域，至于华胥国、雷泽的具体地点，古史研究者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疑为上古地名，今很难考知。今与秦安南境相接的三阳川有卦台山，传说为伏羲创画八卦之地，上建有伏羲庙，附近有龙马洞，印证龙马负图之说，明胡缵宗曾作《卦台记》和《龙马洞说》二文，进行考证论述。天水市区有伏羲庙，来源久远，始建年代不可考知。伏羲祭祀仪式为天水市最为隆重的大典，明代已很盛行。另，秦安境内安伏川伏羲、女娲合婚的传说也很浓厚。甘肃省秦安县为传统的“女娲故里”。女娲生于成纪是被世人最为认可的看法。《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水经注•渭水》云：“瓦亭水(今葫芦河)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羲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显亲峡即今锦带峡，秦安民间相传伏羲女娲在此从山顶滚下石磨盘，合而为一，于是兄妹成婚，繁衍人类，因称此峡为显亲峡。清道光《秦安县志》认为，《水经注》所云“‘北山’，在今县北三十里阳极山。”阳极山在今叶堡和安伏乡境内，北魏时女娲祠的具体位置在今安伏乡境内。一说为安伏乡的伏家屲村，地处阳极山之南麓。王文杰先生在《汉成纪故城考》一文中认为，石宕水即安伏乡的伏家屲流出的大祥沟水，其上游流经巨大的石板，故名为石宕水，有些版本的《水经注》写为石岩水。伏家屲附近堡子梁之阳有一地名庙湾，据当地传说曾建有庙曰“女娲宫”，在上世纪中期修梯田、打水池时，发现过瓦当、砖瓦、彩陶片、土洞口等遗物遗迹。与《水经注》的记载很相符，很可能就是的女娲祠的所在地。伏家屲村有莲峰寺，大殿内正中间塑佛像，左右塑一男一女两尊神像在两旁，称男的为太阳神，女的为月亮神，信众称为：“日月光普照佛祖。”疑为当地伏羲女娲奉祀与佛教结合的产物。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在安伏尤为浓厚，解放初期，安伏玉钟峡尚有名为“白蛇碥”的巨石，上有双蛇相交图案，后因修路而炸毁，但遗迹仍然可辨。据说葫芦河岸边旧有巨石所布之阵，人称伏羲八卦阵，人入期间，不逾石而不能出。如此等等的传说和地名遗迹，无不折射伏羲女娲在当地民俗文化中的影响。又有传说，秦安陇城为女娲诞生之地。明《秦安志》曰：“其山当陇城之北，有女娲庙。庙建于汉以前。娲皇，成纪人也，故陇得而祀焉。今庙存而祀废矣。有北山寺。”清道光《秦安县志》记载，陇城镇有“娲皇故里”牌坊，不知何人所为。《甘肃新通志》载：“相传女娲氏风姓，生于风台，长于风谷，葬于风茔。”又载：“女娲庙，在州北四十里秦安县，在县东北龙泉山，建于汉代以前，国朝乾隆初，龙泉山崩，庙移陇城镇东北门内。水逼城，庙又移东山坪。同治回乱庙毁，重建于陇城镇南门内。”龙泉山，当地又称风台梁，为女娲庙最初的庙址，经多次迁移，最后落址于陇城南门内，即今日庙址，毁于“文革”时期，上世纪80年代于原址重建。历史地理学家、兰州大学教授冯绳武撰写的《甘肃旅游资源分区》中，称秦安为“两皇故里”，两皇即伏羲、女娲。风谷、风台、风茔三址皆在秦安县陇城镇，地名沿袭至今。在风谷西崖有一天然洞穴，当地人称“女娲洞”，洞内曾出土过大量红陶残片，洞壁早期尚存白灰抹面。农历正月十五为女娲庙庙会，规模极大，除了陇城本地信众外，另有张家川、庄浪、清水等邻县的村庄参与。2008年，秦安女娲祭祀仪式被列入第二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俗类），2010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伏羲、女娲皆为风姓，陇城地名风谷、风台、风茔皆为上古流传至今的地名，当与伏羲女娲诞生之地关系密切。《说文》释风曰：“风动虫生”，从“虫”可知风即为蛇之一种，在秦安方言中，人们将蛇称之为长虫，大地湾遗址居于五营境内的长虫梁。蛇的俗名除长虫外，还称小龙等，也是人们最为敬畏的一种动物，所以被民间赋于神奇色彩，蛇敬畏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这种地域文化心理一直流传至今。秦安民俗中最为禁忌的是见到交尾之蛇，民间称为“交蛇”，这与汉墓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当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原始蛇崇拜演化为龙图腾之后，人们很自然地将伏羲女娲诞生之地命名为龙，代表甘肃的陇字，即为龙字演化而来，陕甘之交的山岭自古以来，称为陇山，葫芦河亦被称为陇水，秦安境内最著名的山脉被称为九龙山，又有八龙山、张川县的龙山镇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为秦安所辖，明代时三阳川亦为秦安所辖，其卦台山、龙马洞最为知名，魏店境内的龙坡滩，县西之水名束龙峪，陇城有龙泉村等等，都折射出龙的影子。

生于风谷

长于风台

葬于风茔

（二）大地湾文化成就和伏羲女娲传说遥相对应。

上文已对传说中伏羲、女娲的时代和生产生活作了大致的分析，上世纪50年代，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暗合了历史传说的某些合理和真实性。大地湾遗址处于清水河流域的五营乡邵店村，居于伏羲女娲传说最为浓厚的陇城和安伏之间，近年以来，一些文化学者和考古学者开始把伏羲女娲文化和大地湾原始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

大地湾遗址揭露面积共13800平方米，出土陶、石、骨、角、玉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清理出大地湾文化至仰韶文化晚期及常山下层文化各类房屋遗址241座，灶址104个，灰坑和窖穴321个，窑址35个，墓葬79座，壕沟9条。经C14年代测定，其最早年代距今约7800年。遗存包含五个文化期，延续时间很长，上下跨越3000年左右。大地湾一期（第四文化层）即新石器早期或称前仰韶文化期，距今约7800年～7300年。彩陶文化首先起源于泾渭流域陕甘一带的老官台、大地湾。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和甘肃一带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老官台——大地湾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的老官台和甘肃秦安的大地湾一期遗址而得名，它与黄河中游地区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鼎足而立，构成了人类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文化内涵。大地湾二期（第三文化层）即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距今约6500～5900年。大地湾第三期（第二文化层）即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900～5500年。大地湾四期（第一文化层）即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距今约4900～5500年。大地湾五期（第一文化层上部），即常山下层文化类型，距今4900～4800年前后。2009年中美联合科考组在大地湾探坑进一步挖掘，出土文物显示古人在大地湾依次经历了原始狩猎采集阶段、发达狩猎采集阶段、老官台原始新石器农业阶段和半坡晚期、仰韶晚期发达的新石器农业阶段。从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距今六万年就进入到大地湾地区，并经历了寒冷的盛冰期延续到现代，以先进细石器技术的狩猎采集人群可能随末次盛冰期的来临向南迁徙到这一地区，最终发展了粟作农业，并大约于仰韶晚期发展成先进的驯化农业。

1980年发掘的H398大地湾一期灰坑的底部发现了少量炭化植物种子，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分析，分别属于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同时出土的骨耒、磨石、石磨盘、陶刀、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都确凿地证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大地湾早期文化中，大地湾农业已经产生，并且超过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原始农业空前发展。大地湾一期地层中出土的犀牛骨、猪、狗、鹿、羊骨和其他兽骨说明当时的清水河流域气候温湿，野生动物各类繁多，大量的羊、猪等动物头骨说明，当时已存在大量人工驯化养殖的动物。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女娲补天和抟土造人的传说，表现的就是母系氏族时期的农耕文明和母系早期的农耕治水活动。

大地湾二期文化层中出现大量骨笄、骨镞、骨锥以及部分角器、蚌器，典型的人头形器口瓶等精美的彩陶，同时出土了带有各种刻划符号的彩陶片共计32片，有不同符号16种。笔者在安伏的崖背里遗址发现过同样符号的红陶片，这些符号与伏羲“造书契”的文献记载相契合。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大地湾三期遗址仍为甘肃境内仰韶文化中期最为典型和全面的，发掘房址19座，分大中小三型，面积从20平方米到70平方米之间不等。个别房址在草泥居住面上又用料礓石沫铺设坚实的防潮地表。出现双联灶。

大地湾四期文化层，即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遗存基本覆盖整个遗址，是大地湾文化最为鼎盛辉煌时期，出土的石、骨、角、牙、蚌、器2958件。这时，大地湾农业更为发达，作物仍以黍、油菜为主。聚落规模由4万多平方米发展到了50万平方米，以大型原始宫殿式建筑为中心，周边分布着密集的氏族居住区，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本期发现的F901、F405 、F400三座大型房屋遗址均位于南北中轴线上。F901是大地湾200余座房屋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建筑，总面积达420平方米，地面由等同于100号水泥沙浆的釉质面铺抹而成，由前厅、主室、后室、左右侧门及门前棚廓式建筑六大部分组成，其八柱九间的建筑模式，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在房址清理过程中，先后出土有四足鼎、平底釜和一组形状各异的特殊的陶器，为原始度量器，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量器。四足鼎、度量器与大宫殿说明，F901原始宫殿应当为仰韶文化晚期大地湾氏族部落用于氏族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的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建筑，为氏族联盟首领居住和议事的行政中心，是具有最高权力象征的建筑。一般性建筑大多数摆脱了半地穴而成为平地起建，并出现了多间复合式建筑。密集的建筑群遗址有力地说明了大地湾一带人烟稠密，生产生活达到原始文化的繁荣鼎盛时期。

大地湾五期文化层：大地湾五期遗存没有继续向山上发展，而是转向东南大约16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大地湾文化跨越3000年连续五个文化层的文化蕴藏和积累，为中国始前文化遗址中绝无仅有，为中华史前文化的化石和标本。同时大地湾文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八个第一，即最早的彩陶、农作物种子、度量器、原始水泥、原始地画、宫殿式建筑、文字符号、防火技术的应用等，大地湾文化的辉煌成就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所创造的文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始宫殿九宫八柱的设计似与伏羲八卦暗合，陶片上刻划符号的出现，印证了伏羲“造书契”的传说，大量骨制鱼钩、鱼钗等捕鱼工具说明鱼是大地湾先民的重要食物，文物中数量众多的骨针、陶纺轮等遗物的存在，说明当时不止有绳，而且原始纺织和缝制已普遍兴起，结网捕鱼更非难事。同时也佐证了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并非虚言。从清理出的大地湾原始墓葬中已出现了男女合葬的葬式可以看出，固定的婚姻家庭开始形成，与传说中的“女娲为女媒，因置婚姻”以及伏羲“制嫁娶”相印证。除了物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之外，遗址还出土了陶鼓等乐器、陶陀螺等体育娱乐用品和鼎、陶祖等祭祀用器，以及最早的原始地画，证明先民们除了生产生活之外，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和体育运动以及社会礼制开始建立和逐步完善。伏羲“作三十五弦之瑟”，女娲“作笙簧”，都与原始音乐的出现相关，由于瑟、笙簧之类的乐器，易腐化，出土遗物中不会出现，但大地湾出土的陶鼓、陶哨、埙等乐器均于传说中乐器的出现相合。

由于伏羲女娲的传说主要流行的地域和传说内容大多与大地湾文化相对应，因而伏羲、女娲生成纪的文献记载的传说当不是空穴来风。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大地湾遗址中的“中国六最”

（三）葫芦河与伏羲女娲的关系葫芦河为渭水支流，从宁夏西吉月亮山发源，流经宁夏甘肃二省，其中下游为伏羲、女娲部落繁衍生息的地域，葫芦河为俗称，史书记载为瓦亭水、新阳崖水或陇水，但民间一直称为葫芦河。葫芦河之名当与上古先民的历史记忆和传说相关，也与伏羲、女娲部落联系紧密。部分学者认为，在原始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创世之前的混沌体被形象地表述为葫芦。从混沌到世界的创生过程，被形象化地叙述为葫芦从中央剖开。亦即所谓天地剖判，阴阳分离。《诗经•绵》便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的诗句，这是古文献所见把人之由来，追溯到葫芦瓜的最早一例。后在民间神话中，葫芦剖判的母题衍生出大量洪水方舟型的故事。在秦安民间传说中，上古之时洪水淹没大地，伏羲、女娲兄妹避于巨大的葫芦之内顺流而下，从清水河流域漂流到安伏川的显亲峡附近，才得以逃生，因而世人将此河称葫芦河。葫芦作为容器成为人类再生的象征，并进而将葫芦人格化为是盘古、伏羲。传说盘古开天辟地，是一位创世大神。而对于盘古与伏羲的关系，前辈学者多有定论：盘古就是伏羲，二者皆由葫芦（混沌）而出。1941年常任侠在《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一文中说：“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虑牺，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盘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他并结合《述异记》有“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之说而论断：盘古氏夫妻当即是兄妹自相婚配而繁衍人类之伏羲氏夫妻。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是人首蛇身交尾，与盘古龙首蛇身雷同，进一步证明盘古即伏羲氏。闻―多在《伏羲考》第五部分“伏羲与葫芦”中，以大量古籍和民俗材料论证指出，盘瓠、伏羲乃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伏羲与盘古都是葫芦所生，或者说伏羲、盘古均为葫芦的拟人化。从音训上说，“混沌”与“葫芦”是对音关系，“混沌”犹言“糊涂”，“糊涂”在俗言俚语中转为“葫芦”。《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其意即为“糊涂僧”判“糊涂案”。而闻一多考论“葫芦”即是“盘古”“伏羲”同声之转，故“盘古”又是 “伏羲”。这样，“混沌——葫芦——盘古——伏羲”转化演变的路径则十分清楚，伏羲由此而成为人类的始祖。葫芦、瓠子皆为秦安自古至今普遍种植，而瓠子由于容易成活，繁殖快，产量高，既可生食，也容易做熟，在马铃薯引进之前，为秦安及周边地区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秦安俗语形容小孩子“瓜（即傻）得像瓠子”。概小孩常喜欢问人是从哪儿来的，大人就随意编出从瓠子中来的故事了。人类思想的发源其实皆从凡俗中演化而出，深奥的哲学文化皆由俗俚发展抽象而来，对世界起源的探究开始只是一种构想，它首先以神话的形式存在。神话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初期阶段，它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消失在哲学和历史之中。伏羲的原型本是宇宙本原和起始的意象和观念。这种意象最初被喻以葫芦，即“糊里糊涂”，“傻的问题”。这个很傻的问题由提出到想象出创世之神，再把这个创世之神想象为自己的祖先。伏羲形象的产生即是这样一个将神话传说哲学化、观念化，又将这一传说和观念历史化的过程。归根结底，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也是“葫芦”，葫芦就是根本弄不清楚的意思。即先民们在历史起源的问题上以开玩笑的方式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始祖。然而，大地湾延续3000年的历史文化，加上葫芦河这一象征人类的起源之意的河流，冥冥中暗示着渭北黄土高原大地湾周围与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之间的神秘关系，即伏羲女娲是渭北黄土高原这一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先民们以口相传的领袖。

泛滥的洪水中伏羲女娲兄妹乘坐葫芦

伏羲

（四）大地湾文化的辐射传播与伏羲女娲迁徙路线重合

虽然，史料记载和神话传说是虚诞的，在以口相传的上古史中，伏羲女娲被先民们集体改造和创作，变得虚幻而离奇，但也折射出上古时一些历史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伏羲女娲或者其部落的生活区域和活动范围。女娲氏生母华胥氏，生活于雷泽周区，生子伏羲，生女女娲于古成纪一带，其后女娲与伏羲成婚后，随伏羲徙治陈仓（今宝鸡），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考古学家马世之先生论述：“伏羲文化形成于成纪后，从西向东发展，沿渭河上中游谷地入关中，出潼关，沿黄河干流，傍崤山、王屋山、太行东徙，折向东南，建都于陈，陈地本为太昊（另一部落之领袖）之墟。在豫东地区，伏羲族与太昊族融合之后，称太昊伏羲氏，又以东夷文化的面貌向东北发展，经过泰山一带而到达渤海地区。所谓与伏羲有关的地名，皆族迁名随，是由西向东，而非自东向西。由此可知，山东泗水非伏羲故里，那里的有关史迹，是在伏羲文化东渐过程中形成的”。明代周游《开辟演义》则云：“伏羲氏崩，群臣推女娲氏即位，号为女皇，建都于中皇之山”。中皇山，《太平寰宇记》、《赵城县志》记载：“女娲陵在今山西洪洞县赵城东八里的侯村。居左者正陵，其副陵相传为衣冠者。”山西女娲遗迹证明，女娲部落的一支从古成纪大地湾一带向北迁徙的路线，河北涉县的女娲文化亦由这一路线传播而来。伏羲女娲文化传播的路线和泾渭流域的原始文化传播路线基本上是一致的。著名民俗学家柯杨先生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能秉持一种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通过对古代文献记载、考古挖掘和当地民间活态神话传说这三方面资料的审视和对比研究，就不难发现，其中在地域上存在“源”与“流”的差别，在时间上也存在着“先”与“后”的差别。”“女娲氏是游牧民族部落，自甘肃诞生后，沿渭河、黄河流域一路迁徙，陕西、山西、湖北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女娲氏的踪迹和文化遗存。但多项研究发现，甘肃是‘源’其他地方则是‘流’；也因此，天水一带是女娲氏最早活动的地方，其他地方则相对较迟。”大地湾文化遗址，与有关伏羲氏族的传说故事及史料记载有着种种吻合，成为最终揭开中华文明本源之谜的有利条件。可以说，通过对伏羲及伏羲文化的深入研究，将把中华文明史推向更早的年代，中华文明史可能是8000——10000年。伏羲文化的民族本源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内聚力，团结海内外华人，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三、成纪与秦安

（一）古成纪成纪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地名，传说它由伏羲之母华胥怀胎十二年生伏羲而得名。《晋书》：“昔庖牺氏生于成纪，而为天子，都于陈。”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成纪“以庖羲氏孕十二岁生得名，汉其地建县。”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庖牺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十二是古人认定的天之大数，把十二年作为一纪，以一纪传说伏羲之育成，充分反映出先民对伏羲伟大降生的崇敬心理。成纪见于史籍很早，《巩昌府志》总记：“殷，小乙二十六世，戎侵豳，成纪尽为戎侵。”将成纪这一地名的出现推到的商代。但此资料据何而来，至今不明，如果此记录属实，则成纪作为地名在商代已出现。

古成纪地域范围远比后世的成纪县域大，古时包括地区相当大，甘肃的通渭、秦安、天水、甘谷等县均为成纪地方。从远古的传说和古地名及地下出土的文物遗址来看，上述这些地方，也就是伏羲最初兴起和活动过的地方，今秦安应当是古成纪的中心地带。明代《巩昌府志》云：

巩昌府，上古之成纪地也，上自鸟鼠山渭水界，下至陇山汧水界，皆成纪地也。

又云：

秦安县,郡之东北境,古成纪地……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张先堂研究员在《论伏羲神话传说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天水地区的关系》一文中说：“所谓伏羲生于成纪，其实是表明古成纪包括的广大地区都是伏羲氏最初兴起的地域。而古成纪的中心地带，当属今秦安县一带。大概伏羲的传说在西汉初很流行，故西汉王朝就在传说的中心地带设置了成纪县。”

（二）成纪县治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秦设陇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汉承秦制，实行郡县二级制。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北地二郡析置天水郡，郡治平襄（今通渭县西北），辖16县，成纪县属天水郡，其辖地主要在今秦安县境内。《史记》文帝之时“黄龙见成纪”，说明成纪设县之前地名已存。《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永元十七年天水更名汉阳郡，辖冀、望恒、阿阳、略阳、勇士、成纪、陇、豲道、兰干、平襄、显亲、上邽、西共13县。《晋书》记载：“天水郡，汉武置，孝明改为汉阳，晋复为天水。统县六：上邽、冀（秦州故居）、始昌、新阳、显新（汉显亲县）、成纪。略阳郡本名广魏，泰始中更名焉。统县四：临渭、平襄、略阳、清水。”为了证明汉成纪的准确治地，我们先对自汉至晋的正史记载作一必要分析。《汉书•地理志》记载简略，除了冀县有准确的地理标志外，其他各县罗列均无次序，以至给后人留下辨识的困难。但其时辖县数量极多，除街泉、略阳道、成纪外，胡缵宗明《秦安志》将陇县也列入秦安境内，因为陇县治在张家川境，时为秦安所辖。汉代县域的大小根据人口户数的多少划分，人烟密集处治县较多，地广人稀处则县域大。街泉、略阳、成纪则在秦安境内，略阳道为当时戎人集居县，故与街泉县相隔不远；而成纪的辖区则较大，包括略阳以南的葫芦河之东地区以及葫芦河以西达平襄（今通渭）、南接冀县（今甘谷）、北连阿阳（今静宁县西南）的地域。《后汉书•郡国志》所记县，在基本保持西汉建置的同时，于建武八年，新置显亲侯国，从成纪县析出，即今天的葫芦河以东的原成纪县地。具体位置应当在今秦安兴国盆地及以南达三阳川，北沿九龙山达今莲花镇附近的地域。以上分析定位，结合《晋书•地理志》的记载，就更为清晰，因为此时，天水郡划为天水、略阳二郡，在地理划分上，天水郡明显偏南，而略阳郡偏北，即为天水郡所辖的始昌（今礼县红河乡附近）、上邽（天水秦州区）、新阳（三阳川的新阳镇周围）、冀（甘谷县）、显亲（秦安的葫芦河以东）、成纪（秦安葫芦河以西），彼此相接，连为一块。而略阳郡所辖临渭（今天水麦积区和清水、秦安的部分地域）、清水（今清水境内）、略阳（今五营、陇城及张家川）、平襄（今静宁南、秦安魏店达通渭的一些地区）四县则位于天水郡偏北。由此，我们可以大体定位出两汉及晋时的成纪县治地大约在今葫芦河以西的今安伏、叶堡、郭嘉、王铺乡以及甘谷县北、通渭县南的地域，其中心及治地在阳兀川。

南北朝时，北魏废除成纪县，原成纪县境为显亲县所辖。《魏书·地形志》：“天水郡，汉武帝置，后汉明帝改为汉阳郡，晋复。领县四：上封、显亲（后汉属汉阳，晋属。真君八年并安夷后属）、平泉、当亭”。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显亲所并安夷，即《水经注》所载安夷川，为今秦安县王尹乡流过的南小河干流。安夷何时设县，史料无载，但由此可见，当时的秦安葫芦河东、西的阳兀川、兴国盆地、南小河流域等地应是显亲县所辖之地，相当于今天除清水河流域之外的全部秦安地域。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成纪县，汉置，故城在今甘肃秦安县北三十里。……后魏省，北周复置。”西魏恭帝大统四年（557年），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史称北周，废显亲县，置成纪县，属略阳郡。《隋书》卷二十九载：“成纪，旧废，后周置，有龙马城，仙人峡。”此条记载说明后周时的成纪县辖域明显扩大，包括原属显亲县和新阳县所辖的今天天水麦积区的三阳川。仙人峡即北魏显亲峡，龙马城在今天的三阳川。唐初李泰著《括地志》载：“汉成纪，在秦州成纪城北二里。”《旧唐书·地理志三》：“成纪，汉县，属天水郡，旧治小坑川……”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典》天水郡秦州成纪条云：“汉旧县，古帝庖牺氏生于此。又有汉显亲县故城，在县东南。”唐时所言汉明亲县故城究竟指汉显亲故城还是北魏显亲县城，因二城在大体位置上都位于成纪东南，因此很难确定。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对成纪做了准确的定位：

“成纪县，中。东南至州一百里。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周，成纪县属略阳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秦州。皇朝因之。瓦亭水，东去县一十五里。”

此条记述中，在记述成纪县时，说东南至州（秦州于大中初又移至上邽）一百里，成纪在州之西北，而瓦亭水在县东十五里处，符合此条件的地方即为叶堡金城村至郭嘉寺嘴之处。由史料得知，开元二十二年秦州大地震，房庐皆毁之后，秦州移治于成纪县之敬亲川。时成纪县治是否也在敬亲川，阳兀川何时被称为显亲川等问题下文将专门讨论。根据叶堡杨家沟唐墓出土的随葬文物及墓志砖可知，其出土文物特征与陕西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之文物为同一时代，墓志砖有“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字迹，故知成纪治地在此不远。此成纪即北周成纪。阳兀川地域古城遗址甚多，有蔡家牌楼村、金城、郭嘉镇古城，郭嘉贠王川村仍有较完整的古城墙，学术界一般将金城定为唐开元二十二年之后重建的新城，那么一种可能是北周成纪可能在贠王川，汉成纪就在郭嘉镇附近。曾任甘肃省史志办主任的薛方昱先生持此观点。另一看法是秦安县志办王文杰先生认为北周成纪即蔡家牌楼村古城（道光《秦安县志》认为是显亲故城），汉成纪即《旧唐书》所谓“小坑川”，即为今安伏川，其位置恰在其北二里。二说各有道理，但都大致不离阳兀川。笔者以为汉成纪与北周成纪均在秦安县叶堡乡蔡家牌楼村与金城村之间，下文将详加论述，但最后确证，还有待于出土文物和专家考证。另有汉成纪静宁一说，为道光《秦安县志》主编刘德熙提出，近年来很为盛行，做了大量文章，但却忽视了西汉至东汉前数百年成纪治地的研究，缺乏重要证据和史料的支持。对此，光绪十五年《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进行了扎实的反驳，认为 “治平成纪”是“臆说”，认为“陇城在秦安县东九十里，而显亲川在县北三十里，较之陇城已为西北，安知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者唐章怀太子李贤）所谓‘陇城西北’者不即指显亲川而言？汉光武分成纪为显亲侯国，二县之接壤，可知即使成纪居北，亦当距秦安五六十里耳，何至于入静宁之北境？瓦亭水固出静宁东北，然考郦注之文（指郦道元《水经注》），自二水合流后，西南流迳清宾溪北，又西南合黑水，又南会泌水，又南经阿阳县故城东，又南合燕无水，又南会方城川水，又南乃经成纪县东，计自西迳瓦亭至此，南行约已数百里，尚在静宁境内乎？郦注又云：‘成纪水源出当亭川，故渎东迳成纪县。’当亭川者，伏羌县（今甘谷县）地也，盖见成纪之去秦安县治不远矣。”我们认为，东汉显亲故城，在今秦安莲花和庄浪徐家城一带（明胡缵宗持此说），而成纪治仍在秦安阳兀川，晋时成纪辖区上文已做分析，应仍为秦安县北，这样，就与《水经注》所载有所出入，今天我们看这一历史文献，发现其小流域记载相当清晰，用道光志的话来说就是“毫发毕现”，可在大支流的排序上却错误百出，漏记、前后错位者甚多，对显亲河只字不提，却忽然出现显亲故城之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地方提供资料和葫芦河此段复杂的水道关系有关，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也不能完全把其作为金科玉律。但北魏时的显亲县即在兴国盆地（今秦安县城所在地）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故《括地志》与《旧唐书》的记载和《通典》一脉相承，又李贤与杜佑一致记载成纪县东或东南有显亲故城，如果说莲花城附近的显亲即在成纪东，说兴国盆地的显亲县城即在县东南，古人记述多凭印象，细究反而不得其旨。唐人记载成纪皆为 “本汉旧县”“即此丘也”“皇朝因之”等肯定汉代成纪和周隋至唐的成纪治地在这一区域无疑。

李吉甫(758－814年)与杜佑（生于735年）为同一时期人，杜佑出生的开元二十三年，正是秦州迁治成纪显亲川之时，李仅小杜23岁，因而他们两人对唐代成纪的记载最具说服力。但是他们在记述又有差异，李未言成纪县之变迁，杜言“又有汉明亲县故城，在县东南。”杜佑《通典》具有史书性质，对成纪的解释记载沿用《括地志》及李贤注《汉书》资料，此处成纪为成纪县域，而非县治故也，是说显亲故城就在县境东南。所以，可以肯定北周成纪当在秦安之北阳兀川一带。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成纪：汉置县，属天水郡，后汉属汉阳郡，魏晋仍属天水郡，后魏因之，寻废。后周复置县，属秦州，隋唐仍旧。唐志：“秦州本治上邽，开元二十二年地震，移州治于成纪县之显亲川，天宝初，复还旧治，大中初，又移于成纪。”宋因之。南宋以后始移天水郡治天水县。金置秦州于成纪，元末县省。

又在显亲县条下注释说：

刘煦曰：“成纪县旧治小坑川，开元中移治敬亲川，”即此川也。王存曰：“成纪城在今县北三十里，今县，即显亲故城”云。

历代史地学者王存、刘煦、顾祖禹等及《大清一统志》都对汉成纪治地持同一观点（但是刘煦将秦州移治敬亲川，成纪亦迁新城误读为一个地方，还有待讨论）。另据明胡缵宗《秦安志》叶堡“阳兀川何氏地掘得一字砖上有成纪字”，胡氏据此而确定秦安“自庖羲开始，已为名地”，说明该字砖必为汉代或者之前遗物。在今天叶堡乡的蔡家牌楼村仍然存在西汉城墙基址，附近的阳极山麓分布着规模庞大的汉代墓葬群，历史上因地震山拽的断崖面及田地中绳纹灰陶、汉砖瓦、秦半两钱等随处可遇，山坡盗洞累累如蜂窝，出土文物多为汉代遗物。足见汉代、北周、隋、唐的成纪县必在阳兀川一带无疑。

天宝元年（742年）秦州还治上邽。代宗宝应元年（762年）（一说二年）至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成纪县被吐蕃占据达87年。后周，成纪县徙治渭水南岸的支流耤河北岸，明初省成纪县。

四、显亲与秦安

（一）成纪与显亲县域的大致范围在历史上，成纪、显亲二县，分分合合，最终合为一县，说明此二县关系密切。无论如何，西北为成纪，东南为显亲，这一点可以明确定位。西汉设置成纪县至东汉初年，成纪显亲同为成纪县，县治在今天叶堡阳兀川，具体城址为蔡家牌楼村，古城遗址依稀可辨。成纪所辖地域广阔，北至平襄（通渭），南达三阳川，东接略阳道和街泉县，西南与冀县相连。包括北达今天通渭碧玉乡，南到麦积区的三阳川，西至甘谷西坪乡，东到秦安莲花城、庄浪徐家城的广大地域。葫芦河西岸向北有古道平壤大道通往郡治天水郡，有东北古道沿八龙山东脉通往魏店、有沿阳极山古道通往静宁人大川于古阿阳相联系，有梨树梁经好地掌古道达陇城，在魏店有古关躔依关，所有道路在今寺嘴坪相会，经马峡关通之于冀县（甘谷）和陇西（狄道）。阳兀川的寺嘴坪为丝绸南路必经的重要关口，成纪县治正处于寺嘴坪不远的郭嘉河下游，南有锁子峡天险，葫芦河绕城而过，北有县北诸山梁形成的大道，实为丝路通衢，一方都会。而葫芦河东岸（后为东汉显亲侯国、显亲县地）向东有九龙山脉，上有古道，通之于清水河流域的略阳（陇城）和静宁仁大川，向南有长山山脉古道，通之于天水，向西有古道经云雾山而达于冀县（上有罐儿岭隘，据险可守）。虽然历代建置、辖区略有变化，但成纪、显亲区域大致如此。

直至明清朝代，属成纪的阳兀川和属显亲的兴国盆地之间仍有锁峡天险相隔，仅有崎岖小路可通，清乾隆知县牛运震在《秦安县地方应行未行事宜》中陈述：

“峭壁悬崖，层垒纡折，下临大河，深险不测，中有羊肠微径，崎岖难行，居人寒心，商旅失步……”

葫芦河在进入秦安境内之后，历经陡峭曲折、百仞悬崖的近40公里的锦带峡、又有锁子峡壁立险峻，成为东汉后成纪与显亲的天然界线。

关于成纪县治，上文已有讨论，现就显亲县变迁和治地梳理如下。

（二）显亲侯国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夏，光武帝率众西征隗嚣，大败隗军，“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因而有了显亲侯国，至于显亲侯国名称的来历，学界争议较大，历来有“褒显窦氏之亲”（李贤语）的说法，但从史料看，汉代封侯以地名号之，窦友被拜为奉车都尉，在进军隗嚣的战役中，获有军功，褒显其亲，明显有附会之意，故不从此说。另一说，显亲为古地名，因此地有伏羲、女娲滚石磨相合而婚之传说，故有显亲峡，为今之锦带峡。显亲侯国为成纪县所辖之地，在成纪县东南析出，显亲峡东南即为显亲侯国地，此说较为合理。胡志以为东汉显亲侯国及后来置县之地为今庄浪县之徐家城，亦为《水经注》之显亲县故城，从瓦亭水流经的方位看，比较符合。此地与显亲峡（锦带峡）也比较接近。而到南北朝时，显亲县治迁至南小河汇入葫芦河的兴国盆地之处，与今县城位置差不多。东汉中元元年（公元56年）窦固袭父友封显亲侯。窦固卒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因无子而国除。由此可知，显亲侯国的存在时间为建武八年至章和二年，共历56年。

锦带峡

（三）显亲县显亲设县始于何时，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至早应该在显亲侯国除国即章和二年（公元88年）之后。又有人认为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改置显亲侯国为显亲县，不知何据。唐李贤在其所注《后汉书》中说：“显亲故城，在今秦州成纪县东。”《资治通鉴•晋记》曰：“显亲县，汉光武置，属汉阳郡。晋改显亲为显新，复汉阳为天水郡。”北魏废除成纪县，地归显亲县所辖，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显亲县并安夷后属天水郡。西魏恭帝大统四年（557年），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史称北周，废显亲县，复置成纪县，属略阳郡。显亲县从此消失，在历史上存在400余年。

东汉末年的显亲县治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通过当时三国角逐的战争可以确定其大致方位。

《资治通鉴》对夏侯渊与马超在祁山到略阳的战争进行了具体的记述：

夏侯渊

建安十九年（412）春，马超从张鲁求兵，北取凉州，鲁遣超还围祁山。姜叙告急于夏侯渊……遂行，使张颌督步骑五千为前军。超败走。韩遂在显亲，渊欲袭取之，或言当攻兴国氐。渊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长离诸羌多在遂军，必归救其家。若舍羌独守则孤，（谓遂若舍羌而不救，独拥兵自守，则其势孤。）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必可虏也。”渊乃留督将守辎重，自将轻兵到长离，攻烧羌屯，遂果救长离。……大破遂军，进围兴国。氐王千万奔马超，余众悉降。转击高平、屠各，皆破之。

马超

当时的凉州州治在冀县（今甘谷），祁山在今西和礼县境内，夏侯渊在祁山击败马超，超败走北归，夏侯渊追击，至显亲附近，由文中可知，此地有显亲和兴国两个城可攻占。从祁山至葫芦河的长离川必经路线为：从天水到今北道三阳川，上长山（今云山梁），然后沿九龙山（今中山梁），当在中山乡境内安营扎寨。据史料载，兴国城在今九龙山麓的莲花、五营、中山交界处，显然为显亲城的护卫，而葫芦河在今静宁的一段称长离水，为烧当羌居住地，大致位置在今仁大川以上，攻打烧当羌的路线即绕道今好地掌达静宁仁大川，为历代野战之地。夏侯渊于长离川攻打烧当羌，韩遂出城来救，大败遂军之后，返回攻破显亲，进围兴国，势如破竹，然后折而向北，攻占高平（今宁夏固原）。由此可知，东汉未的显亲城应该在莲花镇到庄浪县的徐家城一带。所辖区当为葫芦河东岸，与略阳县接界，同时境内亦有少数民族氐人建立的城防据点。与各类正史记载的显亲县相合。也是《水经注》所记的显亲县故城和胡志定位的显亲故城。（《水经注》：在石宕水后记述：“瓦亭水又西南迳显亲县故城东南。”在葫芦河支水的排序上显然出现错误，上文已分析，显亲故城与当时县城皆位于葫芦河以东。考察此段河流及古城遗址，唯庄浪徐家城与此处记载的水流方向和城址相符。另《水经注》在此并无河流汇入，但阳兀川水为葫芦河一大支流，流经三县，又有汉代及以前古城数座，似不可不记，笔者以为并非漏记，而是次序颠倒，以后置前之故。）

韩遂

南北朝时，显亲县移治于今南小河与葫芦河交汇的兴国盆地。《水经注》云：“夷水又西迳显亲县南，西注瓦亭水。”《水经注》渭水条中，略阳川水与安夷川水记载最详，皆在葫芦河东岸，因而具有参考价值。长期以来，由于《水经注》中没有显亲河，只有成纪水，包括胡缵宗在内的许多学者，皆以今鸡川、魏店而来的河流和郭嘉河相会的阳兀川水为安夷川水，演变为后来的显亲河，造成现在对史料和实际对应上的困难。根据映南村、杨家坪等地历年发掘的汉代墓葬的规模可以看出，早在汉代之时，这里已经人烟阜盛。根据出土的南北朝到北周的佛教金石资料，时秦安县治周边北有邵迦寺、东有刘家寺、东有还鴮寺、西有石佛寺，其碑文多有显亲县和吕光后裔的信息，其中邵迦寺一直延续到民国时。说明北魏后期的显亲县治在今秦安县城所在地无疑，可异这一点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显亲峡

上世纪60年代由县人洞山先生在今西川镇发现王将军墓道碑，比较完整，但被断为两截，字迹有缺，较模糊，就可以辨认的字按原序排列，碑正面文曰：“囗县民三僚囗显亲里安囗将军河州囗史王绍明”。有碑额文，介绍王将军禀性为人和功业，碑背有文注明时间：大统四年岁次庚午正月。北魏时成纪已废，秦安县为天水郡之显新，略阳郡之陇城县地。碑文与《水经注》安夷川水经显亲县南的记载相印证，证实当时西川、郑川一带属显新县显亲里，距其治地当不远也。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秦安县城南郑家川山颓，居人掘出北周建崇寺碑，碑阴供养人首先为都秦州都酋长吕帛，骠骑大将军，南道大行台秦州刺史，显亲县开国伯。北周时显亲县已废，但建寺地址必在显亲原辖地。又据胡志，北周大将军、千金郡公权景宣曾被封为显亲县男，墓在今莲花镇老营山南麓。又，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刘坪乡任吴村出土的西魏石碑上大多人名为吕光之子吕绍，侄子吕超之名。所有史料和出土文物，都将显亲县指向今葫芦河之东岸的兴国盆地沿九龙山脉达莲花城的地域，从而证明显亲县必在葫芦河东岸兴国盆地和九龙山脉这个范围，也在成纪县之东南，与史料的记载完全相符。

迦叶寺遗址全貌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成纪城是否随秦州城一起移治显亲川？史料并无确载，但《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的成纪县城在今阳兀川金城里村至贠王川村一带。即《通典》《旧唐书》所载秦州移治成纪县之敬亲川（或称明亲川）系唐代避中宗李显名讳而写为明亲川，这一地名为史料中首次所见，上文已分析，因《水经注》在支流排序上的错误，导致后人误以为阳兀川即是显亲川。在明清以来的地方史志中，这两条河流记载得比较混乱，在学术上没有形成定论。明代胡缵宗明显看出《水经注》的错乱，但没有看出成纪水实为阳兀水，在清道光《秦安志》中误以为安夷川水为阳兀川水，并推测《水经注》在记述中“误东为西”。其实，阳兀川水（即成纪水）被错移至前，而安夷川水完全正确，因为将安夷川水与今天南小河一一比对，便可对号。此时（北魏），显亲县治已由莲花和庄浪徐家城附近移至南小河与兴国盆地之处，所以有安夷川水流经显亲县南的记述。北魏“显亲并安夷后属（天水郡）”的记载同样说明显亲与安夷紧密相连。今天所谓的显亲河称谓实始于清道光《秦安县志》将显亲故城确定在叶堡蔡家牌楼。明嘉靖胡志中并未采用这一观点，而称此河为东阳川水。其实显亲旧治一直在葫芦河东部，南北朝时安夷川与阳兀川无涉。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可以看出，北魏时显亲县已迁至南小河流域与兴国盆地交汇之处了，而原来的显亲县已成为故城，按郦道元的生活时代，当时的显亲与安夷已为一县，即原葫芦河之东的显亲县域中又增加了南小河（安夷川）的地域，《水经注》和各种史料记载相吻合。北周时，显亲县被废又一次并入成纪县，而此时的成纪县当在县北三十里的叶堡阳兀川。鉴于显亲县在废除之前的县治一直在今兴国盆地与南小河之北岸的成纪县地域以前皆归显亲县管辖，故唐人即将以前的安夷川称为显（敬）亲川。史料记载，秦州城移治成纪县之显亲川，就是说秦州城治地在成纪县所辖的南小河流域，即今天的康家坡古城。又说成纪亦迁新城，刘煦认为成纪城也迁至显亲川，笔者则以为所迁新城并非南小河的秦州治地，从时人所著《元和郡县图志》看出，仍然在阳兀川金城里至贠王川村一带。新城与旧城在同一地域内，所以未指明迁徙地点。又说为“汉旧县”，看出作者的判断是汉代成纪县治亦在此一地域。据此，我们得出结论，唐开元二十二年秦州移治秦安县东康家坡一带，而成纪县也因地震迁往附近新建之城，其治亦在阳兀川。显（敬或明）亲川即安夷川而并非晚清以来所认定的阳兀川。如果这样理解，所有的史料记载、出土文物及有关成纪的争论就迎刃而解。

迦叶寺遗址

经以上分析，我们可知，显亲治地在历史上可以肯定的治地至少有两个，即东汉设置显亲侯国及显亲县治地，在今秦安莲花镇与庄浪县徐家城一带。另一个治地就是今南小河汇入葫芦河的兴国盆地以东。均位于葫芦河之东。至于《水经注》所谓的“显亲故城”应该是原徐家城，在书中被错移至后所致。

迦叶寺遗址

五、《水经注》辨误

（一）《水经注》不能成为确定汉代成纪县治的依据。首先，《水经注》所记述的“成纪水”与实际对不上号。我们知道，治平成纪一说始于清道光《秦安县志》依据《水经注》验其水脉而得。那么《水经注》能否做为确定汉成纪县治的唯一依据呢？我们先来看原文：

“……瓦亭水又南，左会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又南迳成（纪县东，历长历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源导（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皞伏羲所生处也。汉氏）以为天（水县，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又东，潜源）隐发，通之成（纪水，东南入瓦亭川，川）水又东南，与受渠水相会，水东出大陇山，西迳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川，川水又西南流，历僵人峡……其水又西南，与略阳川水合。”括号内为后世增补，笔者注。

对照葫芦河实际的支流与《水经注》所载，略阳川水（清水河）在今天的高沟、刘家台等村汇入葫芦河，由此而上，汇入葫芦河的即是李店河（即今人所谓“成纪水”），在马家店子村附近汇入葫芦河。其间并无一条小水注入。可是在《水经注》中，葫芦河在汇入成纪水之后，“南入瓦亭川，川水又东南，与受渠水相会，川水又西南流，历僵人峡，”流程遥远，期间受渠水、僵人峡在实际上无处归结，落不实。显然，将李店河定为成纪水是对不上号的。同样，在《水经注》中，葫芦河水经显亲峡后，仅有石宕（岩）水汇入，然后出现了显亲故城，接着又有“虾蟆溪水、金黑水、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参差相入”，直到汇入安夷川口水（即今天秦安县南的南小河水）。既然石宕水之后又有显亲故城，假设叶堡蔡家牌楼古城为显亲故城，根据《水经注》记述特点，必将对显亲水这样一条流经秦、通、伏三县的支流加以交代才是，可是恰恰在此缺失。而在葫芦河汇入略阳川水之前又多出了成纪水或者受渠水（其实受渠水为今庄浪南湖镇流过的一条支流，本应在前而错移于后。方城川为今出静宁县城南十余里的一条河水，而移至百里之后，明显错讹）。而显亲峡之后又缺失了许多条水道的记载。是《水经注》在流传抄写、加注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者将本该在后面的书页移前了？今天我们已无从考证。同时，括号内的字为清代学者补注，残宋本上本无此记载，不知所据。在成纪水条的叙述中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表述的牵强，比如：瓦亭水历长历川，“右与成纪水合，……又东，潜源隐发，通之成纪水”，表述中明显存在着矛盾，很明显为后世注家粘合。

其次，从“成纪水”条的具体记述结合北魏时的历史地名可知，成纪水应该是今天所说的显亲河，即阳兀川水。我们查阅史料可知，郦道元（约470—527年）生活的年代，冀县（甘谷县）更名为当亭县，即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以原冀县地置当亭县直到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改当亭为冀城县，历经一百多年。《水经注》在记述籍水条中说：“籍水，出西山百涧，声流总成一川，东历当亭川，即当亭县治地也，左则当亭水注之，右则曾席水入焉。”所以，“成纪水”条中，（成纪水）源导西北当亭川，其实指的就是今天的甘谷县境，而李店河却发源于定西华家岭，与当亭县境相去数百里，因而这里的李店河显然不是成纪水。而今天的显亲河的上游郭嘉河恰好则发源于今甘谷县的大庄乡境内。由此可证《水经注》中的“成纪水”本来就是显亲河，在版本流传的过程中和后世注校中将本属于后面的内容移前了，成纪水本应属显亲峡之后。

女娲补天

第三，再来看《水经注》的版本问题，在王国维《水经注校》的前言中提到。

但是，这样一部价值很大的典籍，在雕版印刷问世前的五百年间，它的流传完全依靠传抄，因而出现了很多残缺讹漏。这些错误，大体是：（一）经文与注文之间的错误，即有的地方将经文讹错为注文，或者将注文讹错为经文；（二）经文、注文与水系之间也有错乱，即原系于甲水名下的经文或注文错乱到乙水下去了；（三）在不同抄本、刊本传刻中间，有错行、错页、错段，至于文字上的衍夺讹错，则为数更多。

就是在这样一部残缺讹漏的的版本基础上，后世注家，各执一见，对其进行完善，到王国维时终成了善本。但是这个善本与实际的水系并不相符，这一问题不可回避。以《水经注》来定论学术界存在的重大历史地理问题是不可靠的。

（二）当代专家所提出的证据不能确证汉成纪。有史以来，除道光《秦安县志》外，此前并无静宁治平为成纪的说法。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载：“治平城，州南八十里，宋治平砦，因名。吴璘尝遣王中正收金人于此。金升为治平县，属德顺州。元废。”佐证治平说的另一依据即是有关学者所说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的考古成果“历年出土过板瓦、瓦当等秦汉文物，确认古城即是汉成纪故址”，还有说发现了几个秦半两钱，等等。众所周知，近年来全国各地发掘出来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物无以计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同类的东西出土，以这种所谓的物证来证明汉成纪治地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在秦安的阳兀川和安伏川的田地里同样的东西比比皆是。纵使治平其地有过先秦及汉代的城址，也不能证明此地就是成纪城。仅秦安境内的古城遗址大小不下10处。况且汉代阿阳县治在静宁县西南。因此我们绝不能观点在前，而是要以大量考古证据和史料记载来确定治平城到底是什么城。

（三）唐代地理学专家李吉甫对成纪县治的定位。远远早于明清时代的唐元和年间，李吉甫已经研究过《水经注》。李吉甫好学能文，知识渊博，年27为太常博士，后久任外官，元和八年（807年）入为宰相。曾撰《古今地名》三卷，《删水经》十卷，在他主修的《元和郡县图志》中，对成纪做了准确的定位。在对成纪县治在地理坐标上做了准确的界定后，又说周成纪属略阳郡管辖，隋罢郡，属秦州，是指成纪县的归属的变化，并言“皇朝因之”，说明成纪县治所并无大的变迁。按常理，作为地理学专家的李吉甫所见到的唐代流传的《水经注》要远比明清时的完整得多。史料记载：“李吉甫裒集汉、魏、六朝名家地记，又采《水经注》及《括地志》，以叙述山川城邑。”对成纪的记载，同样也是参考了《水经注》的，他认为从汉至唐没有多大的变迁。因而明代胡缵宗《秦安志》所引《水经注》并无“成纪水”条，这和李吉甫的观点是一致的。

六、“羲里娲乡”地域文化的传承

胡缵宗在明《秦安志》中说：“秦安，置县虽不甚远，然介于秦陇汧渭之间，亦名地也。”“秦故秦州北境也，故亦曰秦。虽近创自金，而统于雍州、凉州，隶于天水郡、略阳郡，著名陇西者远矣。故自庖羲氏开辟，已为成纪地（阳兀川何氏地掘得一石刻，上有成纪字。今存）。”

他又在《秦安志地理志》对秦安地理人文环境作了全面概括：

胡缵宗曰：秦近陇外，陇外近西戎，固用武（之）地也。然陇山岩岩，渭水湜湜，开辟既远，教化亦浃，骎骎乎西周矣。况羲娲之流风犹有存者，而代不乏英豪，高山大川岂亚于陇东邪！

胡缵宗像

渭水临其南，陇水涌其北，大陇雄于东，朱圉望于西，此不可称胜邪！

在现存文献资料中，胡缵宗是第一个全面准确而精炼地概况秦安地理人文的学者。胡在此提出秦地“开辟既远”的主要根据就是对成纪的定位，而定位成纪的根据则是“阳兀川何氏地掘得一石刻，上有成纪字。”可在清道光志中却认为阳兀川成纪为周隋时成纪，部分天水市内学者也持同样观点。对此，前文已进行分析辨驳，认为胡缵宗说法持之有据，以出土文物为证，完全正确，确定阳兀成纪为汉至唐开元二十二年成纪治地。此段论述，亦用“教化亦浃”四字，概括了以伏羲文化为开端，至西周达到至盛的古文教在境内的历史传承。同时，受伏羲女娲文化的深远影响，境内历代人才辈出，风流绵延，文脉不断。大量的史料文献和民间调查同样证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秦安一直是陇东南最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地。胡志除在地理志中记载陇城北山有“女娲庙，建于汉以前”，礼制志中记载：“娲皇，秦人。祀似不可废者，今废久矣”外，又在《秦邑赋》中写道：“负九龙而翔集，仰卦画于羲天。系龙马之西崦，引东阳而右旋。”“地既统于成纪，才莫辨于陇川。”“律吕太古，卦爻先天，羲皇既作，轩帝复宣。”胡缵宗始终将秦安山水人文与伏羲女娲这两位人文始祖融合在一起，说明秦安“羲里娲乡”的人文积淀和传承来源已久。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秦安县重修文庙碑》：“建庙设置，崇祀孔子，矧秦安古成纪地，元圣诞育之区，庙建固宜首先诸邑也。”

明代方志学家、状元康海在为胡志所作序中称赞秦安：“予读可泉之志，感山川清淑之气，必欲以钟夫人，故圣贤君子之生，山川之名随之为穹窿。秦安居陇西万山之中，而贤人君子之生，代不绝人，非其清淑之气承运播灵，安能若此哉？”康海的赞叹不单因为他与胡缵宗的友谊以及对胡缵宗人品才识的赞赏，同时也是对养育圣贤（即伏羲女娲）和仁人君子（著于史册的诸多秦安历史名人）这片山水的由衷称赞。

明嘉靖秦安知县亢世英在序言中称：“世英得选为秦安令，初拟其地边戎西去长安必远也。及入其境，则陇山之磅礴，陇水之回曲，人物之瑰奇，风上之淳朴，殆不在长安下。可泉先生生其间也，顾不杰然哉。”在此，他将边远的秦安与历代帝王之都长安相比较，虽然有过誉之嫌，但对秦安历史人文和风土人情的厚爱不言而喻。

胡缵宗像

胡缵宗引马理赞秦安之语云：“予适秦，经大陇上邽，谛观山川结秀之异，叹神圣所出，良有自矣。粤若秦汉而下，代产豪杰，又奚怪焉？今乡樵夫牧儿犹谈王说霸，有画锦大夫遇负戴鄙人于途，无敢不下车者，彼亦释任徐与为仪而已。或扪虱笑谈，则相与尽言而别。凡燕集，先齿而后爵，有一日之少者，必跪而饮。夫士生其间，得无异耶？今观胡先生轗轲如彼，而所施动物如此，信哉！信哉！”

胡缵宗题

牛运震在《观风条约》中写道：“谁炼五色之石，再补娲天，可玩八卦之文，重演义画。”从先贤名宦对当地的描述和赞叹可以看出，古人一直认定秦安这一地域为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出生之地，而且这一历史记忆是代代相传，流传有序的。由于明代之前当地文献资料的空缺，许多问题在今天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是古人修志立论，必有所据，因为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但有文字的流传，口传历史、方言词汇、古地名等等都承载着一定的历史信息。秦安的“羲里娲乡”的传承不知始于何代，但是世世传承，并为世人所长期认可，因而成为秦安这一地域的美称，成为秦安著名的历史文化品牌。虽然，清道光《秦安县志》的作者刘德熙一再否定胡缵宗，但除了运用武断的断语之外，并没有列举出充分的证据。其否定之处，比如街亭、张锦读书处、安夷川水等几乎全部经不起推敲。虽然他对某些问题做出主观判断，表明态度，但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证据，比如他说陇城有“女娲故里”牌坊，“知县某所为，无稽之甚，急待去之”云云。建置志中记载，其北城门上旧曾榜曰：“羲王”，意为纪念伏羲。说明有清一代，“羲里娲乡”这一称谓仍继明而传。清同治秦安知县程履丰在《重建泰山庙碑》开首即称：“秦安古成纪，地僻在陇干”。秦安老城南廓（在南下关南），建有城门（俗称新城门），民国27—28年重新建城门，门顶有一小楼，门外为王建庵所书“羲里娲乡”四字。由此可知，秦安“羲里娲乡”这一文化品牌为长期历史形成，不但是史实，而且成为境内人民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长期滋养、影响和激励着境内士人的人文情怀。

《甘肃新通志》在记述秦安人物之时，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伏羲、女娲与秦安的关系，充分肯定伏羲、女娲皆为成纪人，开篇即曰：“羲皇诞育，肇启人文，娲皇继之，人伦以正，圣门三子，身通六艺，斯文宗派，照耀千秋。”在《圣贤》一节中写道：“天生神圣，为万世辟鸿蒙，开道统，里居所在，动人遐思，窃维考据之精，无过我朝，伏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伏羲生于成纪，故城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包娲为伏羲女弟，当亦生于成纪，秦安南郭门有‘羲皇故里’额，砖刻，字迹模糊，相传始于金时。北山旧有女娲祠，见《水经注》，陇城镇有‘娲皇故里’坊，建自前明，又有风茔、风台，皆因风姓以名地，亦古迹可证也。”又在《城池》中记述，同治元年，巡道林之望令邑人增筑南、北郭，南郭城五门，正南曰：“羲皇故里”。

“羲里娲乡”这一历史文化品牌，不但为秦安人的自豪与骄傲，同时也影响和成就了如明代严长宦、清代牛运震、蒋允焄、程履丰等一大批外来宰县的文官，培植风化，大兴文教。民国22年在县长叶超倡导文化，文人汇集，酬答唱和，呈一时之盛。12月，在他主持下，由秦安文化促进会印行《羲里娲乡唱和集》，选收县内文化名人诗文。《唱和集》中，有很多诗文提及伏羲、女娲。他本人在《登凤山蓬莱阁感赋》中对秦安的历史文化做了全方面的阐释和赞颂：

因念继天观象，首推合德伏羲，马负图而画卦，龙为纪而名师，启后永传，书契开先，始享神祗，作甲历、定岁时，詠网罟，制弦丝，敦人伦之本，立天下之基。及至娲氏，更定女仪，佐太昊正婚姻，灭共工郅平治。三代以还，圣贤继作，千秋以降，章采堪追。……

其后以淋漓铺排的笔墨记述秦安内涵深厚的历史人文景观，可谓对秦安“羲里娲乡”历史传承的浓缩而精炼的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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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雁彬，1974年生，秦安王铺镇人。甘肃省作协会员，在各类省市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史地论文30余组（篇）。

编辑：闫亮文

主编：伏晓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