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与大地湾 || 郎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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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羲、女娲与大地湾

    郎树德


一、考古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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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

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史前时期。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即夏商周王朝之前中国历史的了解,仅限于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其中被列为“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和女娲的神话故事为人们广泛传颂,它与甘肃天水、秦安历史的关系尤为密切。伏羲又名“庖牺氏”。传说生于古成纪(现甘肃东部一带)。他“代隧人氏继天而王”,智慧超群,不仅始画八卦,造书契代替结绳记事,而且教会人们织网捕鱼。女娲则是一位胆力过人的女性,曾抟土造人,炼石补天,拯救众生。他们两人本为兄妹,后结为夫妻,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在出土文物如汉代画像石、马王堆汉墓彩绘帛画以及河西汉墓棺板画中,两者的形象多为人首蛇身,手持规矩。为了缅怀先祖,天水市城西有明代兴建的供奉“人文始祖”的伏羲庙,此建筑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天水市区西北三阳川有卦台山,传说是伏羲象天法地始画八卦的地方;秦安县的陇城建有女娲祠。根据 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传说,不仅最早开发天水、秦安的应该是伏羲和女娲,而且他们还是中华文明的创始者。自1989年起,天水市连续举办“伏羲文化节”,为伏羲举行公祭典礼;1992年,召开了首届伏羲历史文化研讨会,正式确立了伏羲文化的提法;2002年成立了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2005年,伏羲公祭大典由市级升为省级;今年天水市政府、秦安县政府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决定召开女娲文化论坛及公祭女娲大典,公祭伏羲女娲以及相关的研究正在形成一股热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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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考古学角度,如何看待伏羲女娲神话及当前的文化现象?伏羲既然是“人文始祖”,它所处的时代应该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萌芽孕育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这一段历史正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和新时器时代。上世纪七十年代未,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为突破口,天水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研究结果表明:至迟在距今八千年前后,渭河流域方圆数百公里内已有一支原始先民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制作出我国第一批彩陶。他们以及后来的仰韶文化先民在距今八千至五千年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创建了光彩夺目的史前辉煌时期,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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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伏羲的传说究竟是否可信?它与考古成果是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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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现    

在渭河流域众多的考古发现中,以秦安大地湾遗址最为著名。遗址位于秦安县东北部的五营乡邵店村东,距天水市百余公里,面积约110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发现史前先民居住过的房址、储藏物品的窑穴、烧制陶器的窑址、墓葬等700多个遗迹,出土了近万件陶、石、玉、骨、角、蚌器等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原始先民的历史风貌。几千年前的原始先民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衣食住行又是如何?大地湾考古发现给了我们科学而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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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尘封数千年的史书,记载了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的甘肃东部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史。遗址共有五期文化,第一期是前仰韶文化,第二至第四期是仰韶文化,第五期是常山下层文化。其中第一期文化是年代最早的遗存,比著名的西安半坡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还要早近千年。同类遗存在甘肃东部、东南部已发现多处。它们是藉河流域的天水市师赵村、西山坪,渭河流域的武山西旱坪,西汉水流域的西河宁家庄、礼县赵坪、盐关,嘉陵江流域的徽县柳林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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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早已脱离了洞穴或树居,开始修筑半地穴房屋以顺应定居生活。大地湾一期的房址均为圆形,后来的仰韶文化阶段则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定居生活需要较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就促使农业和畜牧业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开始试图运用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将野生植物培育成可以年复一年再生产的人工栽培作物,将某些易于驯服且繁殖较快的动物驯化为家畜,在大地湾一期编号为H398的近圆形灰坑中,发现一批炭化植物种籽,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鉴定,属禾本科的黍。这是一项惊人的重要发现!大地湾的重要发现确认了我国西北是黍的原产地之一。黍俗称糜谷,是西北地区至今仍然广泛种植的一种常见农作物。原始先民经过多少代人的观察和实验,最先将陇西黄土高原上生长的野生黍培育成第一个农业品种,从而使甘肃东部成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在仰韶文化的窖穴中还经常发现有堆积成层的粟的遗存。这说明黍和粟是当时的两种主要粮食品种。农业产生的另一佐证是农业生产工具以及加工工具的出现。在大地湾等遗址中,出土了可翻地的石铲、收割作物的石刀、碾磨粮食的磨石、磨盘等,这些工具形式较为固定且有一定数量,表明一整套的生产及加工技术已经形成。在大地湾墓葬中,成人男性墓随葬石刀、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从而表明男性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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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饲养业此时也己产生,农业提供了部分饲料,定居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条件。大地湾出土的猪下颚骨中,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1至2年的幼猪比例高达78.9%.这与我们现代人宰杀猪的年龄相吻合。从群体死亡年龄判断,这些猪应为人类畜养的家猪。部分墓葬中随葬猪下颚骨的现象,表明了人类和家畜的密切关系,而且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家畜的存在。与此同时,射猎捕鱼仍是人们获取食物的来源之一,大地湾遗址发现的许多箭头、鱼勾、网坠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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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地湾一期的钵形器内壁发现一些红色彩绘符号,二期的钵形器外壁亦刻划有16种奇异符号,某些符号有着惊人地相似。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探索中国文字形成、起源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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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古工作者的眼光来看,伏羲女娲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与发明农业的“神农氏”、钻木取火的“隧人氏”、构木为巢的“有巢氏”等众多传说人物以及事迹一样,都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史前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情景。作为伏羲,传说“结网罟以教佃渔”,即教会人们种田捕鱼;“养牺牲以供庖厨”,意思是饲养家畜以侠食用,看来与畜牧业的产生有很大关系;“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与发明文字有关。作为女娲,无疑是炎黄儿女的祖先,这位女性祖先传递的信息或许正好说明人类历史上存在着“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大地湾等遗址的考古发现相应地对上述传说内容提供了科学的阐释。认真分析上述传说,不难发现他们依托的地区,比较集中在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渭河流域,并非发生在甘肃中西部,这一现象与考古发现在地理范围大面积的重合绝非偶然。因此,伏羲与女娲的传说与大地湾的考古发现两者并不冲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当吻合的,两者相互佐证共同说明:甘肃东部地区天水一带以及渭河流域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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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羲女娲和大地湾不能简单地等同

目前,在大地湾的遗迹遗物中尚未发现与伏羲女娲的直接关联。不仅如此,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有待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进一步探索验证。即使将伏羲女娲不定位于个人,而是当作一个古代部族或具体的时代来看待,迄今为止,我们依然难以做出十分肯定的答案。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伏羲女娲和大地湾等同。有人将大地湾一期作为其对应时代,早到八千年:还有学者将大地湾四期作为对应时代,晚到五千年。如果今后又有更为重要、更为接近神话传说的考古发现问世,我们又将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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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伏羲的记载中,古人总结了他的几大贡献:始作八卦、结网渔猎、制嫁娶之礼、造书契、创音乐与历法等等。从现代考古学研究成果来看,上述发明不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产生的时间段有早有晚,涵盖了整个史前时代,甚至包括早期文明时代。比如早在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依靠采集渔猎为食物来源,当时就有渔猎工具;嫁娶之礼,如果理解为女到男家,则为父系社会,学界一般认为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父权制开始建立,大地湾此时出现了男性崇拜物以及相关证据;至于造书契,如果理解为刻画符号,那么出现在7000多年前,如果理解为文字,则更是4000年左右的事情了。如果将女娲定位于母系氏族社会,那到底是5000年前还是10000年前?所以如果根据古史传说去推测伏羲女娲年代的上限下限,难免相互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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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们还是暂且将他们不要定位于个人、部献、时代,而是先将其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文化的符号来看待,较为妥当。在伏羲的贡献中,最为显赫的是始作八卦,这种对立统一的阴阳理念,是朴素的辩证哲学思想,这才是伏羲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贡献。这一贡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加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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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考古研究的力度,促进伏羲文化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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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考古和伏羲女娲神话,两者不可替代,各自有各自的内涵,而且一个是以实物为证、另一个则仅仅是古史传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两者的研究结合起来,整合历史和考古资源,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共同探讨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其中,加大考古研究的力度,寻找科学的根据,是促进伏羲女娲研究的重要途径。古史传说及研究成果对考古工作者产生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我们坚信,大地湾以及史前文化的深入探索也必将促进伏羲文化的研究,两者应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共同为弘扬中华文化、保护中华遗产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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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大地湾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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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郎树德,北京市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0年起主持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先后在《文物》、《考古》等杂志发表各类论文20余篇。 现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前文化和彩陶文化。他研究员多年来从事史前考古研究和文物鉴定工作。曾主持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及保护工作,此项发现被学术界评为我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他研究员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以及室内整理奠定了从事彩陶鉴定工作的良好基础,从出土的碎陶片摸起,过手数万,熟悉掌握各地区各文化的特征;同时考察鉴定了数千件全省馆藏彩陶,积累了丰富的彩陶鉴定经验。对西北地区古文化、彩陶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


编辑:闫亮文

主编:伏晓黎